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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君主的法治与君主的形名

  法家管理思想以法、术、势为核心,在韩非子之前,慎到、申不害、商鞅各有侧重。但不管侧重于哪个方面,都强调法律制度的重要性。

  法家对法的推崇,在哲学上源于道家思想对道的尊崇。因为道是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根本规律,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类必须在顺应天道的基础上积极有为,因此,法家就逻辑地推演出法的至高无上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家高扬法治的价值,主张无论是君主还是大臣,都必须严格守法,依法而行。

  也正因为法家的这一思想与道家思想的内在联系,在中国历史上,将法家依法治国思想进行了较为理想的实践的恰恰是实行黄老哲学治国的汉文帝。汉文帝依“法”治国的做法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表现得十分突出,也十分罕见。

  汉文帝年间,匈奴入侵汉朝边境,朝廷委派宗正官刘礼驻军霸上,祝兹侯徐厉驻军棘门,河内郡太守周亚夫驻军细柳。皇上亲自劳军,到了霸上和棘门的军营,都驱驰而入,但皇上的先行卫队到了细柳营,却不得进入。

  军营将官表示,军中只听从将军的命令,不听从天子的命令,皇上驾到也不得入营。皇上派使者持符节告诉将军自己到了,周亚夫才传令打开军营大门。营门官兵对皇上的武官表示,军营中不准驱车奔驰。于是皇上的车队也只好拉住缰绳, 慢慢前行。

  将军周亚夫见到皇帝抱拳行礼说:“我是盔甲在身的将士,不便跪拜,请允许我按照军礼参见。”出了细柳营门,皇帝说:“啊!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先前的霸上、棘门的军营,简直就像儿戏一样,匈奴是完全可以通过偷袭而俘虏那里的将军,至于周亚夫,岂是能够侵犯的吗?”

  需要指出的是,法家依法治国的思想在传统社会很难得到完美实践,因为法家思想从本质上仍然是在人治的大背景下展开的,一旦最高领导者的权力不受约束,法治马上就会被破坏。

  第一,西汉武帝之前,意识形态领域还保留着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余波,士大夫的阳刚正直之气得以较大程度保存,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甚至连皇帝也敢批评,在一定意义上还有可能。

  第二,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从意识形态、权力格局上还未成为必然,也未成为普遍共识,世家大族仍有足够的政治影响力。

  第三,汉文帝本人是从吕后时期权力斗争的腥风血雨中幸存下来的,他本人的性格又比较温良谦和,这就为周亚夫、张释之等人的严格执法创造了条件。

  从现代管理学角度看,法家思想最具现代价值和管理启示意义的部分是其关于法律方面的论述和实践,剥离掉其专制框架,这一思想对创造出中国特色的管理思想是有现实意义的。

  民国时期“新法家”代表人物陈启天说:“我们并不是要将旧法家的理论和方法完完全全再行适用于现代的中国,而是要将旧法家思想之中可以适用于现代中国的成分,酌量参合近代世界关于民主、法治、军国、国家、经济统制等类思想,并审合中国的内外情势,以构成一种新法家的理论。”

  他还特别强调:“我国现在已达到由旧的君主政治进到建设民主政治的新阶段。在民主政治之下,需要民主的法治与民主的形名,不需要君主的法治与君主的形名,因此必须超越旧法家,与民主和宪政结合起来。”

  中国近现代工商业经过官办、官商合办、纯商办等几个阶段后,在数十年的艰难发展中,从无数企业的盛衰兴亡中,中国企业逐渐认识到了中国传统管理中一直存在的人治倾向,以及在制度建设和制度化管理上的缺失。

  一批从激烈竞争中生存下来的企业开始主动进行制度建设,实施制度化管理,如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荣氏兄弟创办的企业,范旭东创办的化工企业等。

  改革开放以来,杰出的企业家在企业经过了最初的生存考验后,往往就开始思考让企业长治久安、永续经营的方法和措施。

  华为聘请一批人力资源专家,在对华为做了充分的调研后,吸收世界先进的工商管理理念和做法,起草了《华为基本法》,系统阐述了华为的企业价值观、经营管理原则和企业战略。

  在《华为基本法》思想指导下,任正非对华为进行制度建设和制度化管理的变革。为了克服中国本土企业不规范、随意性的痼疾,华为从一开始就高标准、严要求地引进西方成熟的制度化管理模式,并加以实施。

  任正非邀请了IBM等世界一流的企业咨询公司入驻华为,从IPD、ISC、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营销管理、质量控制等方面,在华为全面建立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流程和管理体系。

  对于此前没有太多规范管理的华为来说,这套管理制度的引入是一定会产生排异现象的。任正非充分考虑到了这一风险,因此,在改革动员会上,任正非明确提出,不认同、不适应这些改革的人必须离开华为。华为的这一改革足足坚持了14年,其间,因抵制或不适应改革而离开华为,或被降职免职的中高层领导不下百人,其中不少是当年各方面的佼佼者。

  一位在华为一直工作到退休的IBM顾问说,全世界有很多公司引入了IPD管理项目,但成功的并不多,而华为成功了,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任正非的坚持。任正非花了14年时间,将西方的现代管理制度植根于华为的土地上,终于使华为进入了规范管理、制度管理的轨道。

  但不得不说的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法治思想并非主流,制度化管理在我国的企业管理中经常遇到挑战。吴长江与阎焱对雷士照明企业治理权的争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规范化制度化管理与中国人治传统冲突的典型案例。

  2012年5月25日,雷士照明发布公告,称公司创设人吴长江因个人原因辞任董事长、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董事会所有委员会职务,并辞任雷士照明全部附属公司所任一切职务。

  接任者为公司的非执行董事、赛富亚洲基金创始合伙人阎焱,并委任张开鹏为首席执行官。5月至7月间,雷士照明创始人吴长江与赛富基金创始合伙人阎焱发生激烈的企业治理权争夺战。

  经销商、供货商和员工三方“逼宫”,从7月13日天起,雷士员工举行全国范围的罢工,经销商停止下订单,而供应商也停止向雷士照明供货。三方以此要求吴长江回任原职务。8月,雷士照明再度发生拥吴与反吴之争。9月4日,吴长江夺回雷士治理权。

  在这一案例中,吴长江因其个人影响力最终迫使阎焱让步。在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吴长江身上显示出来的“人治”精神十分突出。

  2012年8月20日,吴长江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觉得东方的企业精神远远高于西方,西方的契约精神就是把对自己有利的写上去,对自己没利的不承诺。

  而雷士的合作伙伴对吴长江的理念高度认同,有雷士经销商表示,再好的契约制度也难以约束雷士的工厂、供应商和经销商,而吴长江的人治理念却可以。

  “......随便找一个经销商,我和他说,我有困难想借100万。他借条都不要,给个账号钱就打过来。这是西方企业精神能带来的吗?!” 雷士的冲突,体现出我国民营企业与国际资本间的隔膜,导致各说各话,固执己见。

  雷士照明企业治理权争夺战表面上体现出来的是利益之争、控制权之争,但其内核是思维方式上的深刻差异。

  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长于对整体的综合把握、来自丰富经验的天才直觉,而对规范式管理、制度化管理往往漠视甚至鄙视。这样两种差异很大的思维方式在缺乏有效沟通和相互理解体谅的情况下,很容易引发严重冲突。

  顺便说说吴长江的结局。雷士照明2014年8月8日晚间在香港交易所网站上发布公告,宣布罢免吴长江CEO职务。2015年1月5日,据《证券时报网》消息,吴长江因涉嫌挪用资金,已于1月4日下午正式被广东省惠州市公安局移送至惠州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

  2016年9月1日,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开庭审理雷士照明(中国)有限公司前董事长、创始人吴长江及前董事长助理陈严涉嫌挪用资金案。吴长江被控涉嫌挪用雷士公司资金超9亿元。

  ▼第一,法家确实有尊崇法律制度、严格按制度管理的思想,这些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仍然有积极意义。

  ▼第二,法家的制度建设和制度化管理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属于主流思想,在吸收法家这部分思想时,最好借鉴西方企业管理的相关制度和相关经验。

  ▼第三,要想将法家制度建设与制度化管理思想落地,就要求企业一把手对制度建设与制度化管理有深刻的认识和强大的执行力,并能够持续推进。

来源:未知  时间:2019-01-05 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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